梦见路过古建筑 伤痕与生命的苦难，却无法抹去爱与美的信仰

本文内容摘自《中国测绘》2019年第10期

梁思成

梁启超长子，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对中国建筑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世界级建筑学大师，编撰出版《中国古代建筑史》。专事研究中国科学史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说：梁思成是研究“中国建筑历史的宗师”。他先后创办了东北、清华两座大学的建筑系，参与联合国大厦、新中国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京十大建筑等设计。

林徽因

建筑学家和作家，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被胡适誉为一代才女。20世纪30年代初，林徽因与丈夫梁思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成为这个学术领域的开拓者，参与国徽设计、改造传统景泰蓝，并参加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协助梁思成编撰《中国古代建筑史》。

“梁上君子、林下美人”，这对名门之后、才子佳人的结合无疑是20世纪中国的一段佳话，他们爱情与事业的完美契合，不论在中国的建筑界还是爱情史上都留下了极为灿烂的一笔，更成就了一段不老的传奇，他们的灵魂执着地生活在理想与爱的世界里。岁月的伤痕与生命的苦难，增加了他们生命的深度，却无法抹去他们对爱与美的信仰，对艺术与梦想的追求。柴米油盐的平庸与颠沛流离的苦难，终究没有湮没那“一身诗意千寻瀑”，历经风雨沧桑与人生考验，却依旧是那风韵迷人的“万古人间四月天”。这对伉俪致力于他们所热爱的建筑事业，梁思成多才多艺，知识渊博，绘画功底深厚；林徽因不仅具有诗人的美感与想象力，也具有科学家的细致和踏实精神。据《林徽因传》的作者张清平介绍，当年梁思成是因为林徽因喜欢建筑学而学建筑的。诗人卞之琳说，表面上林徽因不过是梁思成的得力协作者，实际却是他灵感的源泉。他们对古建筑所做的调查和实测工作，不仅对科学研究贡献巨大，也使众多埋没在荒野的国宝级的古代建筑走向世界，光芒四射。

游历欧洲

中国人一定要写出自己的建筑史

1928年，梁思成回国之前，曾到欧洲参观了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地的著名古建筑。他看到国外的古建筑受到妥善保护，而自己的国家丰富的古建筑遗产却是满目疮痍，甚至中国人学习祖先的文化遗产竟然要靠国外编著的书刊。梁思成深深感到一种民族的耻辱，他愤然下定决心：中国人一定要研究自己的建筑，中国人一定要写出自己的建筑史！从1931年起，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参加了中国营造学社，这是专门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学术机构，梁还担任法式部主任梦见路过古建筑，从此他们将毕生精力投入到这项事业中去。

建筑，在我国素称匠学，匠人们对于建筑的知识只是依靠师徒传承，很少诉诸文字。古代建筑学和建筑史的研究者们堪以利用的专业著作只有《营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梁思成林徽因与他们的同仁走的是一条实证的路线：拜老木匠为师，学习古建筑的名称、做法，然后以北平故宫为教材，实地研究。在对明清建筑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查测绘研究之后，梁思成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建筑学著作——《清式营造则例》，林徽因为该书写了序言。几十年来，这部《清式营造则例》成了初学中国古建筑的入门必读教材，也是如今古建修整工作人员常用的工具书。

与此同时，他们致力于宋《营造法式》的破译。当时华北地区流传着一个家喻户晓的说法“沧州狮子，应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以此为线索，梁思成林徽因开始了古建筑寻踪测绘。从1930年到1945年，他们夫妻二人共同走过中国的15个省，200多个县，考察测绘了200多处古建筑物。最终梁思成破解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完成了对《营造法式》这部“天书”的解读，为编撰出版《中国古代建筑史》完成了历史性的一跃。

对古建筑的调查研究，梁林二人坚持测量力求细致，分析要有根据，绘图要严密，所出成果要与世界水平比高低。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人民生活极端困苦，他们每次外出调查都要经受不少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条件十分艰苦，但他们对测绘工作始终一丝不苟，并且身体力行。他们和助手一起，对建筑物从整体到局部进行详细的绘图测量；对各种构件与装饰，从里到外，从正面到侧面都细致地加以摄影记录；对所有碑文、史料都一一抄录无误。正是凭着这种民族自尊心和志气，使当时营造学社的许多研究成果、测绘的许多图纸都达到了国际水平。

独乐寺

一定要把千年古刹测绘下来

1932年4月，当时，日军大举进攻长城各个关口，随即包围北京、天津。梁思成不顾个人安危，怀着“一定要把这座千年古刹测绘下来”的志向，带着从清华大学借来的仪器，和其弟梁思达一起来到天津蓟县，住在独乐寺对面的一个小店里。他们对独乐寺进行实地研究，登顶攀檐，逐一测量，记下各部位的特征，并进行寺史之考证。

回北京后，梁思成依据调查测绘的资料，在林徽因的帮助下，撰著了《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文中指出：独乐寺观音阁“盖我国木建筑中已发现之最古者。”文中附测绘插图69幅。这是对这座千年古刹第一次较为详细的考证和测绘，留下了珍贵的技术史料，后为许多大学建筑学系的教材选用，并使独乐寺得以名播宇内，驰誉九州。

时隔32年后的1964年4月，梁思成和林徽因一起到蓟县联系准备重新测绘独乐寺事宜。他说，1932年的那次测绘受技术条件的限制，还不够详细，有些疏漏，这次要重新测绘。随后，梁思成组织了清华大学建筑系的15名学生，由文化部古建研究室主任祁英涛率领到独乐寺测绘。1966年春季，国内政治形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梁思成感到重修独乐寺希望渺茫，但对观音阁仍牵挂在心。他冒着风险，和莫松江教授一起第三次来到蓟县，研讨观音阁的保护问题。他提出：要尽快安上避雷针，以防雷电击燃，毁于一旦；要安装好门窗；十一面观音的头顶常落鸽子，要设法保护好。

1990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和拨款梦见路过古建筑，独乐寺进行了千年历史上的一次最大规模的修缮。历时8年的修缮告竣后，如今的独乐寺正以它崭新的面貌，迎接国内外游人和虔诚的善男信女。梁先生在天有灵，足以堪慰了！

正定

四顾古城成图盈

河北正定是座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向有“古建筑群”之美誉。正定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丰赡的古建筑遗存，吸引着梁思成，使他对正定县城情有独钟；也正因梁林多次探访和考察所作的科学评价，才使古城正定得以增辉添彩。

测绘正定隆兴寺的梁思成

1933年4月16日，梁思成第一次考察测绘正定古迹，原定两周，由于战乱，缩短为七天。当天下午5时来到正定，借住在隆兴寺，当晚便开始考察，直到“天已墨黑，殿里阴深(森)，对面几不见人，只听到上面蝙蝠唧唧叫唤”，才回方丈院晚斋。以后的几天，考察测绘亦非常辛苦。对于这次考察，梁思成说：“今春四月正定之游，虽在兵荒马乱之中，时间匆匆，但收获却意外的圆满。”

第二次考察，是1933年11月，梁思成与林徽因来到正定，“留定旬日，得详细检正旧时图稿，并从新测绘当日所割爱而未细量的诸建筑物”。这次考察测量“成图盈箧”，满载而归。

1952年，时任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主任的梁思成教授，利用暑假，带着学生来到正定考察测绘正定的古建筑。他们冒着酷暑，仅隆兴寺的摩尼殿就绘图几大本。陪同的人说，梁教授您可真下得辛苦啊!梁思成却指着摩尼殿的斗拱说：“我这辛苦算得了什么，绘制祖先的神妙结构也算是一种幸福。”

1963年，梁思成教授已是顶级建筑学家，桃李满天下，著作等身高，誉满全球。此次考察，他又提出很多权威性的宝贵意见，为正定的文物保护指明了方向。梁思成的多次考察，除形成了《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这一非常具有科学价值的考察总结，还绘制了大量的古建筑结构图，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建筑结构摄影图片，为后来大批文物的“修旧如旧”提供了译实资料和科学依据。

梁思成先生在正定考察过的主要建筑都基本得到了修缮或者重建。也正因此，正定的隆兴寺等8处古建筑，先后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列全国县城之首。1994年，正定县城被命名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梁思成林徽因伉俪功不可没。

佛光寺

中国必有唐代木构存世

中国古建筑是华夏文明的瑰宝，同时又因其多为木结构很难留存。在这个问题上山西是一个特例，有“中国古代建筑遗留最密集的地区”之美誉。据统计“唐代建筑全国仅存4处，都在山西；宋以前建筑，仅存百余，70%在山西；这里还有明清古建万余座。”然而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绚丽夺目的山西古建大多还只是一段尘封的历史，锁在深闺人未识。梁思成和林徽因，与营造学社的同仁四到山西，发现了五台山的唐代木结构建筑——佛光寺，以及大同上、下华严寺，大同云冈石窟，应县佛宫寺释伽塔（木塔），赵城广胜寺飞虹塔，晋祠圣母殿、鱼沼飞梁等古建奇葩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重要价值，并因此而得以破解成书于宋代的《营造法式》。

野外调查异常艰苦，梁思成和林徽因却把身体的苦楚视作当然，在工作中锐感快意。在山西，他们以一周时间测绘应县木塔，其余20天时间详细测绘了华严寺和善华寺的9座建筑，并略测了大同市的3座城楼和钟楼。收获是空前的。应县木塔是中国当时乃至今日唯一幸存的一座纯木结构的古塔。

应县木塔，建于公元1056年（宋至和三年），由地面到塔尖高66米，塔高5层，加上上面4层平座暗层，实际上是一座9层重叠式的木构架建筑。关于当时的情景，莫宗江回忆说：“我们把塔身全部构件都测量完了后，余下的就是塔刹的尺寸了。但是塔高60多米，我们站在塔的最高一层已经感到呼呼的大风，我们上到塔顶时，更感到会给风刮下去。但塔刹还有十几米高，除了几根铁索外没有任何可攀援的东西，真是令人望而生畏。梁先生凭着他当年在清华做学生时练就的臂力，硬是握着凛冽刺骨的铁索，两腿悬空地往刹尖攀去。当时的古建筑都是年久失修，有时表面看去很好的木板，一脚踏上去却是糟朽的。这座900多年前的古塔，谁知道那些铁索是否已锈蚀、断裂。我们在下面望着，不禁两腿瑟瑟发抖。梁先生终于登上塔刹，于是我也相随着攀了上去，这才成功地把塔刹各部尺寸及作法测绘下来。”

梁思成先生的测绘手稿

1933年第一次到山西考察时，林徽因曾感叹：“现在唐代木构在国内还没有找到一个！”但是梁思成始终有一个信念，坚信唐代木构建筑的存在。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山西之行，他们如愿以偿，著名的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正是在这次调查中被发现，梁思成先生对“中国必有唐代木构存世”的坚持终于得到了回报。

佛光寺的大殿魁伟整饬，从建筑形制特点看，深远的出檐，硕大的斗拱，柱头的卷刹，门窗的形式，处处吸引着他们。然而，起初他们只是觉得这大殿很是古老，究竟是不是唐代建筑却没有把握。先是梁思成发现，这大殿的屋顶架构只有在唐代绘画里才有。林徽因的远视眼亦印证了梁思成的发现。考察测绘进行到第三天，远视的林徽因隐隐约约看到一根顶梁下有淡淡的墨迹，依稀可见“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的字样，而殿外经幢上也有这个名字。对于古建的考察者来说，刻在建筑上的文字是极其宝贵的。于是，找来村民，搭起了脚手架，攀援而上；撕开布单，浸水擦拭，一行行字迹显露了出来，字体唐风尽现。费了三天时间，读完四条梁下的题字全文，终于证实了大殿建于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

梁思成在《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中充分肯定了佛光寺在中国建筑史上的价值，他说：“工作完毕，我们写信给太原教育厅，详细陈述寺之珍罕，敦促计划永久保护办法。”五台山佛光寺的价值，不仅因为它年代久远，而且“除殿本身为唐代木构外，殿内尚有唐塑佛菩萨像数十尊，梁下有唐代题名墨迹，拱眼壁有唐代壁画。此四者一已称绝，而四艺集于一殿，诚我国第一宝也”。其建筑的结构形式，是我国现存木构建筑中的孤例，也是我国古代科技进步的实物例证。

耶鲁讲学

中华瑰宝重放异彩

正当他们为第一次发现一座唐代建筑而欣喜若狂时，北京卢沟桥畔已燃起抗日的烽火。就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梁思成和刘敦桢带领着仅有的几位研究人员，在云南、四川等地仍坚持着古建筑的研究。他们调查了40余个县，为当时的中央博物馆绘制了大量古建筑模型图。1944年，梁思成开始撰写《中国古代建筑史》。这时，多病的身体折磨着他，脊椎软骨硬化病使他不得不经常戴着铁马甲工作；十分短缺的物质条件使得靠大量的线描图来弥补照片的不足。在林徽因、莫宗江、卢绳等人的协助下，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终于在抗日时期四川南溪的一个小山庄——李庄完成了。在这部著作中，梁思成根据大量的实物和文献资料，第一次按中国历史的发展，将各时期的建筑，从城市规划、宫殿、陵墓到寺庙、园林、民居都作了详细的叙述，并对各时期的建筑特征作了分析和比较。这论述和分析都远远超过了过去外国人对中国建筑的研究水平，达到了前人望尘莫及的高度。

1946年10月，耶鲁大学聘请梁思成去讲学，他带着《中国古代建筑史》和同时完成的《中国雕塑史》的书稿、图片，以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心情，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展示在国际学术界面前。他以丰富的内容和精湛的分析，博得了国外学术界的极大钦佩和赞扬，使中国古建筑这一瑰宝，终得拂去尘埃，重放异彩于世界文化之林。

作者手记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王玉玲，自然资源部宣教中心

高级记者，本刊特邀专栏作者

写一篇有关梁思成与林徽因文章的想法由来已久。当年读中文专业的我因了徐志摩喜欢了林徽因，因了林徽因敬仰梁思成。限于篇幅，文章只能撷取梁林伉俪调查测绘古建筑的经典事例撮其要以记之，他们对于中国建筑的影响以及对文物古迹保护所作的重大贡献并不能一一道来。

追念大师风采，为的是学习他们的精神。一曰强烈的爱国之情和报国之志。1928年，27岁的梁思成学成回国，在欧洲看到古建筑受到妥善保护，而自己国家的古建筑遗产，却危立在风雨飘摇之中，而且只有少数外国学者对它们进行过一些考察。梁思成怀着激昂的爱国热忱，愤然下定决心：中国人一定要写出自己的建筑史！正是因为这种信念，这对伉俪才能在穷乡僻壤、荒寺古庙中不顾重病、不惮艰辛考察古建筑；正是因为这种信念，早年以名门出身经历繁华，被众人称羡的他们，才能在战争期间繁华落尽、一贫如洗，拒绝美国的邀请，执意留在祖国困居四川南溪李庄，埋头坚持同时用中文和英文进行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和写作。他们立志不但要为中国建筑树碑立传，更要在世界学术平台上述说中国建筑的“光荣与梦想”。

一曰严谨的科学实证精神。由于古建筑研究的特殊性，一开始梁思成就明确提出：“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俗谚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适合科学方法。”为此，他与林徽因在中国营造学社的十多年间，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运用近代科学技术对我国众多有价值的古建筑进行了勘察、测绘、制图等工作。仅在1932年到1937年的6年间，他们调查过的县市就有137个，调查的古建筑殿堂1823座，详细测绘的建筑有206组，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那些手绘的结构图，剖面图，测绘图……准确精致，美轮美奂到不可思议。为了留下珍贵详实的古建筑历史记录，完成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建筑学科学测绘考察，他们当年付出了意想不到的艰难，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其价值于今日之中国不可估量。

一曰追求真理不畏权贵的高尚气节。为了挽救古都北京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毁于一旦，1953年5月，梁思成与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极力争辩，甚至当场失声痛哭。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的林徽因也对吴晗大声谴责。虽然牌楼早已随着文化浩劫烟消云散，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金刚怒吼，依然令每一名具有良知血性的中国学者叹服。

我曾流连东城区北总布胡同24号院梁林故居，遥想30年代“太太的客厅”的绝代风华，林徽因气质如兰，才华比仙。我曾徘徊清华园里的雕像前凭吊良久，梁思成学为儒范，行堪士表。斯人已逝，风骨永存！

文、图/王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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