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和谐就是忠身立命的根基——邢哲夫
文/邢哲夫
随着“国学热”的兴起，不少人对传统文化中的神秘文化充满兴趣，比如《周易》、风水等。应该说，这些神秘文化反映了古人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对确定性的追求，是古人试图掌握命运，战胜命运的可贵尝试。而且，从这种对神秘存在的戒慎恐惧中生发出来的敬畏感及和谐观念，也开出了“天人合一”的智慧，让千百年来的人们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根基。当然，在科学昌明的今天，这些神秘文化自然不再具有合法性，但即便是在古代，这些神秘文化也并不是万能的无条件的，它同样也需要人文精神作为根基。没有人文精神，这些神秘文化便堕入了机械的决定论和庸俗实用主义，必然被扫进历史垃圾堆。
《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有一个叫南蒯的费邑长官准备叛变，他找人算了一卦，得到《坤》卦变为《比》卦，卦辞是“黄裳元吉”，南蒯认为大吉大利，十分高兴。他的手下惠伯说：“我曾经学习过《易》，深知如果是做忠信的事情，卦辞的预测才灵验，不然就必定失败。从您卜的这一卦来看，黄，是内衣的颜色。裳，是下身的服装。元，是最大的善。外表强盛而内部温顺，这是忠诚，以和顺来实行占卜，这是信用，所以说‘黄裳元吉’。如果内心不忠诚，就和黄色不相符合。如果作为臣子不恭敬，就和黄裳不相符合。如果事情办理不好，就和善不相符合。内外和谐就是忠，诚信为人就是恭，崇尚这三种德行，就是善，没有这三种德行，就配不上卦辞的预测。而且《易》不能用来预测冒险的事情，只能预测正确的事。如果做的事情不正确，卦辞虽然吉利，结果也难以保证。”后来果然，南蒯的倒行逆施使得他众叛亲离，自己也流亡齐国。惠伯的一番话虽然充满玄妙的义理，但占卜要以做正确的事为前提，的确是真知灼见。
其实占卜的有效性，古人也打过问号。《左传》里虽然有不少占卜灵验的事情，但也有许多莫名其妙的占卜结果。比如晋献公想立宠幸的骊姬为夫人，于是用龟甲占卜，结果不吉利，又用蓍草占卜，结果竟然吉利。于是晋献公决定相信蓍草占卜的结果，立骊姬为夫人。后来骊姬成为夫人后为了让亲生儿子奚齐即位，大肆迫害太子申生和公子重耳和夷吾，使得公子申生自杀，公子夷吾、重耳流亡，奚齐即位后也被弑，晋国陷入了数十年的内乱，元气大伤。占卜同一件事情，不同的占卜方法得出相反的结果，这岂不荒谬？而且蓍草占卜是周代《周易》的方法，龟甲占卜是商朝的方法，蓍草比龟甲更复杂更先进更准确，但晋献公恰恰是相信了蓍草占卜的结论，才造成了晋国的大乱，难道不能说明问题吗？说到底，无非是因为晋献公不务修德，不明事理，不知道命运只偏爱正确的行为，而不保佑荒唐的举动。晋献公想让命运为自己的愚蠢埋单，自然要受到命运的戏弄。 正因为如此，古人并不事事依赖占卜，甚至用自己的判断否定占卜的结果。《史记·齐世家》记录，周武王伐纣时，占卜的征兆不吉，当时风雨骤至，大家皆恐，但姜太公劝武王照常行动，最终获得了成功。还有记录黄帝占卜而龟焦，这也是凶兆，但是天老说“吉”，黄帝听从了他。可见天命最终还是在于人事。北魏孝文帝准备迁都洛阳之际，众议汹汹，群臣认为应该占卜，中书侍郎韩显宗便引用这几个故事，告诉皇帝事在人为的道理：“至人之智，审于龟矣。”相反周易占卜有什么意思，汉武帝派李广利征伐匈奴之前占卜得吉，但由于穷兵黩武，民力耗尽，李广利大败，最终投降匈奴。
其实，在古代贤者看来，占卜不仅仅是一种工具理性，更是一种价值理性。占卜可以告诉我们如何正确地做事，但必须以做正确的事为前提，做正确的事永远比正确地做事更重要。所以，作为卜筮之书的原始《周易》，经过孔子理性化的删削润色之后，便成了君子进德修业、迁善改过的道德教科书。马王堆帛书《易传》中记录，孔子老而好《易》，子贡怀疑《周易》的作用，孔子说自己并不是想从《周易》中寻找实用的功效（比如算命），而是在《周易》中寻求古代圣贤的美德以及天地万物的公理。所以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说“卜筮者，先王所以教人去利怀仁义也。”圣人通过占卜中体现的天命，来让人心存敬畏，克服私心，追求美德。清代经学大师焦循是《易》学的集大成者，著有《易章句》《易说》《易图略》等大部头的《易》学著作，但焦循恰恰认为：“《易》非徒卜筮之书也，乃寡过之书也。古之卜筮，乃教人寡过也。”“寡过”来自《周易》中“迁善寡过”一语，意思是亲近善德，改正过错。在焦循看来，《周易》不是示人以非善恶的得失，而是教人为善去恶，与天合德。焦循甚至还认为“《易》为君子谋。用《易》于卜筮，则为小人谋。”甚至拿《周易》来算命，在焦循看来都是小人的趣味，大人君子应该将《周易》当作人生指南，是不屑于区区吉凶悔吝的。
先民占卜，是为了摆脱恐惧，把握命运。但其实命运并不神秘也不可怕。命运把握在人手中。事在人为，命由人造。这点连《周易》也并不反对。《周易》认为“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只有在“合德”的基础上，才能够“与鬼神合其吉凶”，从而“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而不合德的事情，必然是积不善则有余殃，神仙老子也救不了。只有“合德”周易占卜有什么意思，一己之宿命才能上升为超越之天命，而天命不再服从于人世的偶然，而是根植于宇宙的公理。20世纪大学者刘咸炘认为：“命者，谓自然不容已……后人视命若有所迫制，无可奈何，实则命指所受，犹言‘德’也。似有迫我，实是自然。”在这里， “命”即是“德”，可以说“命”之吉凶取决于“德”之多寡。
儒家的命运观乃是一种德性的命运观，它既不同于道家的委心任运，顺其自然，也不同于激进者如贝多芬的“扼住命运的咽喉”。儒家的命运观可以从《周易》里“各正性命”一语中体现。既不是抗命，也不是认命，而是“正命”。命不仅仅包含吉凶，更包含正邪。德正则命正（吉），德不正则命不正（凶）。既然命运取决于德性，那么，“正命”的一个逻辑推论就是“造命”。明代的“王学左派”泰州学派思想家王艮说“我命虽在天，造命却由我。”命运既是上天的赋予，更是自我的造化。所以，在以《周易》为代表的儒家经典里，“命”不是宿命而是天命，对命运的态度也不是认命而是“正命”以至于“造命”。有了这种德性的超越的命运观，人世间的得失又算的了什么呢？还有必要为一己之私而筹算终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