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古经》的成书时间与《易经》
《周易》的成书过程及思想体系 《周易》的成书过程及思想体系
《周易》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周易古经》，分上下篇；一部分是《周易大传》，计十篇，又名十翼。
《周易古经》简称《易经》，自战国时代起，就被儒家奉为经典，近三千年来对中国文化的演进产生了重大影响。《易经》究竟何时成书，大致以本地面貌留传，至今尚无定论。对于《易经》的成书时间，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意见：西周初年说，西周末年说，战国初年说。本书采用第二种说法。
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易经》并非一人之创作，它的形成和编定过程，一定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周易古筮考案例，众所周知，《易经》与占筮有密切关系。新近的考古资料和研究证明，占筮在殷代确已流行。《世本·作篇》和《吕氏春秋·勿躬篇》关于“巫咸作筮”的说法，看来可信。
据《尚书·君奭》巫咸乃商代太戊时人。 八卦和六十四卦正是在占筮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且，考古学者在现今保存的文物中发现， 殷代已有契数的卦象，六十四卦的卦名也已存在 。《礼记·礼运篇》载：“孔子曰：……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微也，吾得《坤》《乾》焉。这些材料说明，商殷之时有与《周易》类似的文献。尽管它们的表现形式与《周易》有区别，如《周易》中《乾》在《坤》之前，而孔子去宋国考究殷文化所得之“殷卦书”，《乾》在《坤》之后，但是《周易》与“殷卦书”在观念和思维方式上毕竟是一脉相承的。 “殷卦书”可以看作是《周易》的前身 。
筮法和卦学经过周人的改造，演变成现在所见《易经》的模样，其间，周文王和周公或许对《易经》的编纂做出过贡献。司马迁说：“ 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 。”（《史记·日者列传》）又说：“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史记·太史公自序》）许多人据此认为司马迁断《易经》为文王所作，其实不符合《史记》原意。司马迁两处提及此事，都使用“演”字加以说明。据《释名·释言语》：“演，延也周易古筮考案例，言蔓延而广也。”可见 司马迁是说，周文王对三百八十四爻的推衍引伸做过一定工作，并未肯定整个《易经》为文主所作。这一点应当澄清 。
从今本《易经》所涉及的史料看，它记录了自周兴至西周晚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变故。如：泰卦六五爻和归妹卦六五爻有“帝乙归妹”的话，是指殷王帝乙将女儿嫁给周文王姬昌一事。随卦上六爻。“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这里说的是周文王被殷纣囚于羑里，释放回国后，在歧山行祭。升卦卦辞：“南征北战。”可能是指周穆王大举征伐南楚。这是西周中期的事，履卦六三爻辞：凶。武人为于大君。”王弼注：“志在刚健，不修所履，欲以陵武于人，为于大君。”孔颖达疏：武人“欲自为于大君。”可见履卦六三爻辞是批评某些权臣或诸侯凭借手中的军事力量，控制西周王朝的大权。以此反映统治阶级内部尖锐倾轧、生死争夺的卦爻辞还有不少，这种政权不稳、激烈动荡的情况，应当出现在西周晚期。
《易经》的确有许多地方，表现出作者为西周王朝的衰败而忧虑冲冲的心情。《易传》虽然并不认为《易经》成于西周晚期，但是对于《易经》作者的不安心理深有所察。《系辞下》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在《易传》看来，《易经》作者的意图在于，通过危辞提醒当时的统治者，使其惊觉和猛醒，希望他们能够转危为安。
《易经》涉及的方面是相当广泛的，包括生产经验；社会改革、自然科学、伦理、军事、刑讼、商旅、婚俗、祭祀，等等，对了解西周和周以前的社会生活、思想观念、文化习俗有重要价值。 《易经》的卦爻辞，主要是散文，也有韵文，文辞形式和写作方法借鉴了民歌 。其中有些爻辞与作于西周晚期的《小雅》接近，如明夷卦上九爻辞：“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中孚卦九二爻辞：“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就很像是西周晚期的诗歌。
这些情况不仅表明《易经》可能成书于西周末年，而且告诉我们， 《易经》的思想和构成资料，融汇了西周及西周以前大量的文化精萃和中国民族的传统精神 。《易经》无疑是西周文化的结晶。
《易经》到底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 目前多数学者肯定它是一部用来占筮的筮书，同时也有少数学者著文列举理由，力主《易经》非卜筮之书 。这种争论说明了《易经》的复杂性。依拙见，《易经》从其渊源和形式上看，的确是一部筮书，它保留着筮书的主要特征和功能，如全书按卦爻划分为六十四个部分，内容以卦爻辞的方式出现，与象数并存，而且吉凶悔吝之类的占筮术语比比皆是。所以，春秋时《易经》主要当作筮书而流行。但是由于经过长期的编纂加工，《易经》涵纳的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已远远超出了一般筮书的范围和要求。因此，从其涉及的方面如此广泛来说，它可以看作是一部西周时代的小百科全书；从其观点前后一贯，着重在总结社会治理方法和宇宙变化规律，又可以将其当作一部古朴但有完整思想系统的政治哲学著作。
这种情况，早在春秋战国时已被一些有学识的人注意到。据统计，在《左传》《国语》中，利用《易经》和相类筮书进行占筮活动的记述，有十六项。另外，还有六处援引《易经》以论说人事，实际是把它当作百科理论著作来使用了。如晋国知庄子引证师卦初六爻辞“师出以律，否臧凶”，批评彘子出师救郑，不服从命令，“必有大咎”。（《左传》宣公十二年）又如秦国著名医生医和利用蛊卦之卦象分析蛊疾，说：“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穀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皆同物也。”（《左传》昭公元年）卦象在医和手中成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
因此，反对鬼神迷信的荀子指出：善为《易》者不占。”（《荀子·大略》）他更多地强调了《易》的知识性、学术性这个方面。《系辞上》说得更具体：“《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易传》作者也认为《易经》具有多功能、多品格的特征，而占筮只居其末。
总之，《易传》是一部以筮书形式出现而内容广泛的政治哲学论著。这种复杂情况是历史形成的，然而却增加了《易经》的“神秘”性和考究的困难，越发使它显得涵蕴深邃，耐人寻味。
兼科学与迷信于一身，这种矛盾现象并不奇怪 。在原始社会最古老的巫术中，其实就包含着科学和理性的萌芽。因为巫术卜筮本身已标示着人类与动物的分野。动物只能依靠信号信息，对某些即将发生的情况提前做出反应，其超前反映能力是极有限的而人却可能借助符号信息，通过思考和一定工具无限地预测未来。人的大脑这个具有超级加工和创造信息能力的器官，在和外物接触过程中，绝不会满足于“上帝启示”这种简单且不灵验的观念，预测和期求成功的愿望推动人们进行卜筮的同时，也推动人们去总结客观世界的规律。这就是为什么在远古时代，科学与迷信孪生又并肩发展的原因。
《易经》起源于远古时代的占筮，然而占筮的意义却几乎仅仅以外在形式保存于《易经》之中。这一科学排挤迷信的变化过程，除了《易经》的编定者起了重要作用之外，还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根据现有的史料，殷人笃信上帝主宰自然和一切人事，但是自周灭殷之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实践的成功使人的主观精神空前高扬。西周统治者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引《尚书·泰誓》）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大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引《泰誓》）宣称民众的耳目亦即上天的耳目。在继承殷人上帝观念的同时，周公制礼作乐，倡导“敬德”“保民”，大大抬高了人的价值和作用，西周的主体意识和理性精神由此有了巨大进步，正是因此，才有可能在西周晚期产生出《周易》这样一部伟大的古代经典。
众所周知，自春秋以降，几乎历代思想家都注疏或研讨《周易》，迄今有史料可查的解《易》大家不下数百。借注解《易经》而阐发自己的哲学主张，竟成为中国思想史演进的一种方式。
《易经》为什么能够有如此留大的魔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集中了中国思维的主要特征——质朴的系统性原则。这也正是关注中国文化的西方学者特别瞩目《易经》的重要缘由之一。
《易传》十篇，应为战国后期之作，与《易经》相差五、六百年，是大体按儒家精神对《易经》的解释和发挥。过去，由于缺乏历史主义的精神和足资证明的史料，一些学者将《易经》与《易传》混为一谈，甚至错误地把《传》的深刻思想一古脑戴到《经》的身上。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史学界在《周易》研究上的贡献之一，就是严格地将《经》与《传》分开，证明它们产生的时代不同，思想水平和许多见解亦不一样。
划清这个界限，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近年来又有一种倾向，即把《经》与《传》完全割开，似乎《易传》的思想全然是《传》作者的发明，与《经》毫无关系，《易传》所涉及的一切，《易经》一概没有。甚至有些著作认为《易经》不过是一种并无丰富义蕴的宗教巫术，不包含任何哲学思想。这些看法是值得商榷的，诚然，《传》与《经》在思想内容上有不同，思维水平有差异，但应当看到《易传》的许多哲学思想直接导源于《易经》，在基本观点和认识方向上《易传》是对《易经》的继承和扩充。
《易经》也决不单纯是巫术，它藏蕴着相当丰富的哲学思想，特别是系统观念，几乎对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终致汇成一派莽莽洪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