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难读的三个方面原因！

在很多人看来，《周易》是一部神秘而难读的书，甚至当我们翻开《周易》，看到第一卦《乾》的卦辞“元亨利贞”时，便已如堕迷雾，不知所云，不得不望而却步。《周易》之所以难读，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周易》融合了中国哲学、历史、思想、文化、术数，资料丰富，内容复杂，如果没有良好的古文基础，很难理解；而且其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数理思想、逻辑体系，以卦说解，以爻辨难，以象征义，若没有一定的抽象能力和逻辑意识，很难弄懂其中到底说了什么，是什么意思，更不用说为什么这么判断。

二是历代学者对《周易》解释、注解较多，各家研究水平高下不同，对同一问题的解释长短不一，而且这些学者由于学术背景、思想观念、观察视角存在较大差异，以致解释各有侧重，从而使得解释众说纷纭，没能形成一个相对统一的、简明易懂的解说系统。再加上近年来民间爱好者进行多种解读，有些尚在情理之中，有些干脆就是望文生义，这也导致《周易》的注本良莠不齐。如果找不到一个好的注本，很容易误入歧途。

三是《周易》本为上古三代累积而成的学问，反映了早期中国对宇宙、社会和人生的思考，其中有很多的解释与现在的语境不同，若不能体认其中蕴涵的俯仰宇宙之境界、经天纬地之格局、悲天悯人之情怀，而是就卦解卦，就辞论辞，就会产生很多盲人摸象般的说解，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所以，我们来讲《周易》，首先想的是如何让大家能够正确理解其理，明白其意，清楚其弊，旁及由此而延展出来的术数之说，进而洞晓《周易》的内在学理，能够正确对待其中阐释的悔吝得失，将这样一本千锤百炼、历久弥新的文化经典读懂读通，帮自己增加一个观察社会、理解人生的视角，通过《周易》内在的德义，修心养性，锤炼人格，对未来的成长和发展有所帮助。

何为《周易》？

学习《周易》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白《周易》是一部什么样的书。从学术的角度看，《周易》由四个基本内容组成：经、传、学、术。

“经”的本义是织布时的纵线。织布有经线和纬线，纬线围绕着经线来回编织。由于经线是固定不动的，“经”便有了“恒常”、“不变”的意思，后人就取“恒常不变”之义，来描述“经”的恒定性。在古人看来，经是古代贤人圣哲的言论汇编，是教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周易》中的“经”则指六十四卦，这是《周易》最本初的文本，也是《周易》最根本的内容。六十四卦大概形成于西周初中期，又经过西周晚期的补订而成书，我们习惯说的“易经”，主要是指六十四卦。

“传”是对“经”的解释，经书的字句非常简洁，随着时代的推移，语言也有较大变迁。经书的文字逐渐变得晦涩难读，人们便为经作传，疏通经义。这些传既包括解释经书文字的注释，也包括对经书道理进行阐释的文章。我们所熟知的《春秋左氏传》，便是对《春秋》这部经书进行补充、解释。我们现在看到的《周易》，在六十四卦之外还有十篇文字，我们合称“十翼”，是用来解释易经的文章。现在全本的《周易》中，《彖传》《象传》一般附在六十四卦的文本之中，作为对卦辞、爻辞的解释。其他的篇目如《系辞》《序卦》《说卦》《杂卦》《文言》等附在六十四卦之后，我们合称之为《易传》。这些传文大概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在汉初得以整理。《易传》吸收了儒家的德义思想，我们一般认为是孔子后学所作，可以理解为“孔门易”。按照韩非子的说法，孔子之后，儒分为八，这八派中，并没有明确的易学流派。但从《易传》的解释阐发来看，显然有一支继承了孔子及其弟子对易学的解释，并不断发扬光大，使得《周易》儒学化，最终也使得《周易》成为“六经”之首。

“学”，是在《周易》成书之后，历代研习者注解、阐释所而形成的相关学问。如在汉代京房是研习《周易》的大家，他创制的京房六爻占卜法纳甲筮法 易经，至今仍在流传。有些学习阴阳之术的方士，也对《周易》进行了重新解释，例如《周易参同契》便是借用阴阳变化之理，来阐述炼丹之学。魏晋时期，不少玄学家对其进行解读研习，从思想层面解读《周易》，如王弼的《周易注》，便是借用玄学的观念解释。历朝历代的学者对《周易》的钻研、重新解读，始终没有停止过，这样就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周易之学，作为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既有象数之理，也有义理之论。

“术”，是由《周易》衍生出来的各种方术，如纳甲筮法、梅花易数、奇门遁甲等。任何术数既有内在的学理，又有外在的附会，其所论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难免杂糅了不少荒谬不经的东西。这就要求我们对《周易》之术有一个冷静而客观的态度，理解其何以如此，明白其何以缺失，这样就能对其进行较好的取舍。

为何学习《周易》？

《周易》是现存中国最早的文献之一，其在哲学、文学、数术和思维等方面都具有开创性的作用。中国学术的发展，有很多是以《周易》的结构方式、思维习惯以及观察角度来确立的。学习《周易》，可以了解中国文化的本源，进而了解中国学术渊源、中国思维方式的很多特征。

第一，《周易》是群经之首。这里的“经”，指的是儒家经典，主要包括十三部典籍：《周易》《尚书》《诗经》《仪礼》《周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孟子》《孝经》和《尔雅》。在这十三部经典中，《周易》当推首位。这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特点决定的。中国古代的学说与西方的学说形成情况不同，西方学说的形成往往是归纳的结果，新的学说不停地淘汰旧的学说，从而迈向新的高度。中国古代的学说则是演绎式的。也就是首先建立起一个核心学理，后代的学说都围绕着这个核心来演绎，万变不离其宗。例如中医的学理根源于《黄帝内经》，无论后世如何发展，其基本逻辑都是基于《黄帝内经》来建构的。方术也是如此，根源在于《河图》《洛书》《周易》三书中确立的基本思路。《河图》《洛书》一度失传，其理在宋代又被学者总结出来，但《周易》却渊源有自，脉络清晰。《周易》之所以被称为“群经之首”，正在于它探索了宇宙的本体何在？解释了宇宙运行规律是什么？中国古代的宇宙论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1]这种论述只是比较简略的概括，《周易》就是充分运用这样的理论结构，对宇宙万事万物进行了解释，即“《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2]其中，太极即是“一”，两仪即是阴、阳二分，四象即是太阴、太阳、少阴、少阳。这是采用四分法对阴阳的特征及其变动的方式进行概括。在中医中将阴阳分为是六象，又加上了厥阴、阳明，从更为细致的角度描述阴阳的分化。在《周易》的逻辑系统中，阴到了极致，就是太阴，用两个阴爻表示。少阴是一阴一阳，少阳是一阳一阴，太阳是两个阳爻。在后来的道教系统中，将“四象”概念具象化，从而形成了我们常讲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周易》每卦都由六个爻组成。这六个爻可以按照不同的方式来分类，有六分法和三分法、两分法之别。六分法是将六个爻分为六个部分。初爻，也就是最下一爻代表庶民，上面各爻则依次代表士人、大夫、卿、天子、圣人。三分法，也是从初爻开始，将相邻的两爻放在一起，其中最上的两爻代表天，中间两爻代表人，最下的两爻代表地。二分法是将上面三爻和下面三爻分开，合起来就是一个成型的卦。如天水讼卦，上面三爻为乾卦，下面三爻为坎卦，留个爻合起来为讼卦。《周易》就是将中国古代对于宇宙规律的朴素认识进行总结归纳，形成一套解释宇宙的理论系统。这套系统将天地万物的构成总括为几种基本物质，而这些基本物质间的相互作用，就形成了六十四卦，用以描述人类社会运行的大致情形。六十四卦，每卦六爻，从而形成三百八十四爻，各爻之间的关系代表着宇宙发展的秩序。这样，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就把人类社会中的基本可能性概括出来，成为我们判断吉凶、审时度势、修养自我的外在参考。

第二，《周易》是兴象之源。兴是看到外物而产生情感的过程。东汉学者郑玄说：“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3]可以理解为有感而发，但话到嘴边留半句，采用对方能够接受的方式进行。朱熹在《诗集传》中也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认为兴是要借助外物来表现情感，在这一表达中，比较注重外物与情感之间的某些关联，比如看到“柳”就想到“留”，折柳便有挽留的意思，文学作品中的柳枝渐渐也有了送别难舍的含义。与西方人逻辑的、实证的思维习惯不同，中国人的思维往往更强调直觉，这种直觉又往往借助某些形象表现出来，体现在文学表述中，就是兴。《诗经·关雎》开篇便言：“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这首诗中，“关关雎鸠”就是兴。作者看到一对雎鸠鸟在河边歌唱，会想到美丽纯洁的姑娘是小伙子的好配偶。兴是文字表述，而象则是思维的直觉，在《周易》中，最初只有八卦之象，也就是用八个卦来象征天地之间的基本物质，后来便发展成为用六十四卦象征世间万物。兴和象，是《周易》逻辑思维和文本表述的基本方法。

我们现在常说：有图有真相。就是说再多的语言表述，有时候抵不过一个直观物象展示出来的内容更丰富。中国古代的占卜常用象来表述预测的结果，比如《推背图》便是用六十四幅图画描述占卜的结果，从而蕴含更多的可能性。有时候签诗或者占卜之辞都会采用描述性的语言，要么打个比喻，如用“马走山川”形容境况十分艰辛，采用“积石成玉”比喻厚积薄发等。即便在后世《周易》的解读中，有时也会一些带有形象感诗句来概括其义，例如《鼎卦》的卦辞是：“大吉大利，亨通。”但后世占卜者为了让人更明白，就编写了更为形象的诗句：“莺鹜蛤蜊落沙滩，蛤蜊莺鹜两翅扇，渔人进前双得利纳甲筮法 易经，失走行人却自在。”用比喻方式进一步描述了大吉大利的境地，就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从文本来看，《周易》中的象很是微妙，这并不是什么缺点，因为在人类的经验描述中，语言是十分贫乏的，再精妙的语言也只能记述人类经验中局部的东西，而不能概括全部。《系辞上》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4]便是指语言无法将主旨完全表达清楚，只有象才是含义最为准确的表述手段。在人类经验的表达中，图像往往要比语言更有多义性、直观性，更有想象力，这就好比，无论我们对一个人的面貌怎样进行描述，都远远不如一张照片来得更加真切。

《系辞下》论述“象”产生时说：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5]

在古人看来，圣人制作《周易》，是要对自然界万事万物的形态和规律加以归纳。而将这些形态和规律抽象化，只能用“象”这种符号表现出来，才最准确，这是因为万事万物原本就是以象的形态存在。这样，《周易》卦、爻都是在作为象来描述外物，卦爻辞也是在描述各种各样的象，以此象征其中蕴含的无限可能性。如《乾》卦中的“潜龙勿用”，就是借用潜伏着的龙，象征事物尚处于初创期，还没有形成气候，但日后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作为潜龙时、或者处于潜龙的阶段，最应该做的事就是收敛锋芒、无所事事、等待时机。如果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在阅读《周易》时，用较多的时间来理解那些看似很枯燥的象，从中体会其中蕴含的欲言又止、言而无尽的象，理解每一爻何以在象后做出吉凶判断。这种“立象尽意”的方法，不仅存在于《周易》之中，而且作为中国人思维与表述的习惯，也成为中国文学、书法、绘画、哲学的表达方式。

第三，《周易》是立言之本。《周易》卦爻辞言简意赅，但却言有尽而意无穷，就在于其中具有的暗示性。古代的占卜，有时候就是利用语言上的多义性、暗示性，来达成占的准确率。比如三个上京赶考的举子，找了一位算卦先生卜卦。算卦先生看完之后，沉默不语，只伸了一个手指头表示“一”，告诉举子们天机不可泄露，到时自知。其实这个“一”，就概括了所有的可能性：全都考中是“一”起考中，全都落榜是“一”起落榜，还有两种情况，就是只有“一”个不中和只有“一”个考中。无论出现何种结果，都在这个“一”的意思之内。

语言的多义性可以使同一表述在不同的场合中，形成不同的理解方式，放在文学之中便是象征手法。崔颢的《黄鹤楼》最后一句是“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我们小学读书时是说夕阳西下、游子思乡。但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会渐渐理解这句诗作为一个象，是可以用来形容诸多境地的，例如生计蹉跎、前路不明时，这句诗用来也很恰当；而青春老大，不知感情归宿在于何处时，这句诗形容也很妥切。这种多义性，正是象的蕴含丰富性所形成的。

《老子》曾讲：“名可名，非常名。”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当我们对一件事情说的太过确定时，实际上是没有说清楚；如果说得模糊一些，反倒更容易贴近原意。道家站在“道”的立场上看问题，往往是摆脱了常人所见，他们对待语言，是秉持一种反对的态度，认为语言说多了就毁坏了本意。《庄子·外物》中讲：“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6]《周易·系辞》中也讲：“书不尽言，言不尽意。”[7]我们研究《周易》，要把握卦爻辞所表达的意思，而不要纠结于它的语言；要着眼于本质内容，避免为它的名称所困扰。要能做到得意忘言、遗形取神、色空两观，不要为外在的某些东西所引诱。要能做到“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只看到根本，具体的分类就不再去管。《周易》中讲：“圣人立象以尽意。”最高明的人是以象来表达意思的，而不会抓住细枝末梢的东西反复论证。《周易》中又讲圣人“设卦以尽情伪”，[8]即世上的万事万物复杂多样，又变化多端，任何事情只要把握住根本，按照其运行的方式去解决，就可以迎刃而解。这个根本在哲学上叫本体论，运行的方式叫宇宙论。在《周易》体系中就是阴阳以及阴阳的运行的内在规律。在这样的视角中，《周易》中提供了一套充满象征涵义的符号，来概括事物的本意，这就是卦。如三个阳爻构成了《乾》卦，用以代表马、首、天、君、父等种种事物，因此当我们看到乾时，便自然能联想到其所代表的象；而看到这些物象时，又能立刻想到其所体现的本质特征为乾之自强不息。在《周易》的符号系统中，三个阳爻表示阳发展到了极致，这是乾所代表的性质；自然界中凡是具有这种性质的事物都是“乾”。如在一个家庭里面，父亲为“乾”；而当孩子长大成人之后掌管家事，那孩子就是“乾”。总之，事物是在不停的转化、变化之中，《周易》就用符号来表示，无论事物如何变化，都很容易理解。

第四，《周易》为数理之始。《周易》里有着众多的数字，蕴含着中国人对天地秩序的思考，如一为道生，二为阴阳，三为天、地、人，四为四象，五为五行，六为六爻，七为七星，八为八卦，九为九宫，一年又分十二个月，再分为二十四节气，周天三百六十度等。此外，五十五作为《河图》《洛书》中所讲的天地之数，就在于五居中宫，减去中宫之五，其余五十为大衍之数等。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就在于这些数字是古人用来表述天地秩序的生成数，是构建《周易》数理关系的基础。假如一定要问它们是怎么得来的，我们只能说是这些数字伴随着人类的演化，在无数次的实践中观察、思考、记录并经过验算得出来的。这些数字的关系，有些我们已经非常清楚，例如阴阳可以理解为二进制，八卦也可以设为方程式，其中蕴含着中国古代数学的计算方法。而《周易》诸多图谱，也是数学的集合、组合、奇偶、扩充数模的直观展现。除此之外，关于《周易》的数理，与中国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建筑学、医学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留意思考。

第五，《周易》是思维之则。《周易》对天地宇宙、自然秩序的思考，其最终旨归在服务于人。因此天人关系是《周易》中最为重要的切入点。《说卦》中讲：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9]

认为古人创作《周易》，参考天地运行的规律来选择数字；其中昼夜的变化，是人类对自然最本初的认识，昼为阳、夜为阴，阴阳成为了立卦以阐释世界的基础。阴阳的特性为刚柔，两者结合，又可判断卦的吉凶。这些吉凶判断，目的就是指导人如何做人做事，引导大家理解道德之说和性命之学。因此，在孔门弟子看来，学习《周易》中卦、爻的目的，不在于预决吉凶，而在于明白安身立命之道，顺势而为以趋吉避凶。我们认为，《周易》中的卦，绝大多数都是吉凶兼有的，预决吉凶，只是术的层面；对有修养的君子来说，读《周易》的真正目的，是让自己坚持正道，知道何时该如何做，进退有据。有了正确的思维法则和行为方式，无论面对何种困境都能逢凶化吉，不屈不挠，不盈不亏，不卑不亢。

《说卦》又概括了做人的基本准则：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10]

认为作《易》的目的，是立天之道为阴、阳，立地之道为刚、柔，而又立人道为仁、义，仁即强调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义则强调人所负的责任。我们习惯讲“天时地利人和”，天之时在于阴阳，地之利在于刚柔，而人之和在于仁义。阴阳是宇宙运行之理，刚柔为万物生长之理，仁义为人类立身的基本法则。这是因为仁是人之为人的根本，而义是人之能群的关键，一个人如果失去了仁、义，则失去了基本的为人之道。

第六，《周易》是人文之基。《周易》是中国人文的基础，所谓的人文，就是人在人之为人时需要基本的伦理基础，人之能群时需要基本的社会法则，《周易》中吉凶悔吝的判断，正是建立阴阳、刚柔、仁义礼智信等观念之中的，很多卦看似在言吉凶，其实更多是强调其中蕴含的德义要求。比如《乾》、《坤》卦有种种阐述，但其中阐释的精神便是要能做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天的运行是极其公平的，始终不会改变自己的规则，自强不息，就是让我们的行为仿照天道，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志向和行为。而地的特点就是宽广厚重，任何外在的东西不能使之受伤害，我们学习厚德载物的品德，就是要能承载得起任何的重负，哪怕是磨难和误解。此外，像革故鼎新、谦谦君子，也是分别从《革》卦、《鼎》卦、《谦》卦中体现出来的为人处世之法。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中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11]中国古代典籍中，处处都有出于《周易》的道理。我们学习《周易》，就在于它是中国文化的基点性著作，也是一部起点型的著作，其中蕴含了中国文化中的学术思想、天文地理、民间方术、生活习俗，历代不绝如缕，源远流长。

注：

[1][魏]王弼注， 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17页。

[2]《周易正义》卷7，《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2页。

[3]《周礼正义》卷23，《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6页。

[4]《周易正义》卷7，《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2页。

[5]《周易正义》卷8，《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6页。

[6][清]王先谦撰：《庄子集解》卷7，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44页。

[7]《周易正义》卷7，《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2页。

[8]《周易正义》卷7，《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2页。

[9]《周易正义》卷9，《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3页。

[10]《周易正义》卷9，《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3-94页。

[11][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页。

选自中华书局出版新书《周易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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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书名：《周易入门》